关于王明评价的几点思考
郭国祥
（武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北武汉 430070）
摘要:文章以最新版《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对王明的重新评价为例，指出历史人物的评价一定要结合时代需要和历史发展进行综合考虑，要了解历史人物活动的时代背景；对历史人物要坚持辩证的观点，一分为二的分析历史人物的功过；要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正确判断历史人物的阶级属性；要全面评价历史人物在历史上的地位和贡献。
关键词：历史人物；王明；人物评价
作者简介：郭国祥（1968--），男，湖南双峰人，博士，武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共产党思想史。
王明是中共党史上一个很有争议的人物，过去的教科书把他简单判定为中共党史上的一个反派人物，他对革命不是有功，而是有罪，而且是滔天大罪。土地革命时期，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抗日战争初期，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他是个教条主义者，六届四中全会，利用米夫的支持，篡夺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抗战初期从苏联回国后，打着共产国际的招牌，对中共中央的领导指手画脚，干扰了正确路线的执行。这是一个十足的坏蛋，给革命造成了惨重的损失。最新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对王明错误的定性有了很大的更改。新版《中国共产党历史》认为十年内战时期王明的错误不是“左”倾冒险主义，只是“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认为“王明等人在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主张土地革命和红军斗争这些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上的观点，同党的纲领是一致的” [1](P311)；抗战时期也把“阶级投降主义”这个大帽子拿掉了，简单的说成是“右倾错误”，应该说错误的性质和定位是大大降低了。而且还对他错误产生的复杂原因进行了新的解说，强调了共产国际的原因，强调了当时局势的复杂性，而且肯定了王明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他的错误也有中国共产党前进道路上探索的错误这样一个比较中立的说法。[1](P517)这种分析，给我们评价党史人物提供了一个光辉的范例。我们评价历史人物就要遵循这样一种新的方法。
一、评价历史人物要了解历史人物活动的时代环境
人是环境的产物，历史人物的活动总是要受到特定的历史环境的制约。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P56)。任何历史人物都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他们也不可能是超人，更不可能是神人，他们要想发挥历史作用，首先必须有历史提供的大舞台，也必须遵守历史的发展规律和特定的时代要求；同样，无论是什么人，都必然受到特定的历史时代的局限，不要站在今天的高度去苛求前人。因此分析王明，就必须注意他所生活的环境及其当时中国共产党的特殊处境。王明生活的时代，正是世界革命和中国革命的时代，中国革命离不开世界无产阶级的帮助。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历史的必然，是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也有共产国际的助力，没有共产国际的帮助，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不会那么迅捷，它的早期发展也不会那么迅猛。早期共产国际是中国共产党的总部，中共二大的决议案中就专门议决中国共产党以共产国际支部的名义加入共产国际。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更是对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做了明确说明，对彼此的权利和义务也作了正式规定。作为严格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共产党，中国共产党要受到严格的组织纪律的约束，因此在早期共产党的历史发展中，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人事任免和政策策略的制定和执行起着相当大的支配作用，作为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而且又是长期生活在共产国际的中国共产党人，他的一切不可避免的带有共产国际的烙印。特别，王明1931年底去苏联，就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强大和在世界各国共产党中的威望，也由于王明个人的主观努力，他后来还担任了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主席团委员、书记处候补书记，负责遥控指挥整个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因此他的所有思想和行动自然深深地受到共产国际的影响。凡是共产国际正确的东西，他自然就有功劳；凡是共产国际错误的东西，他自然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所以我们对王明犯错误的原因就应该进行更加深入的解读，事实上，一些研究中共党史的专家如郭德宏、杨奎松、李东朗、戴茂林、王奇生、郭国祥等人就认为王明土地革命时期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和抗战初期的右倾错误其实都是教条主义错误。而且他的错误和当时的特定环境有关，是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首先，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来源于共产国际的策略主张，来源于共产国际的行政命令，来源于共产国际的直接干预；其次，大革命失败后，因为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的疯狂屠杀和镇压，党内存在着浓厚的“左”倾情绪，存在着向国民党报复的冲动，虽然在实践中多次失败，虽然在中共“六大”基本形成了共识，即中国革命暂时处于低潮，中国共产党的中心工作不是城市暴动，而是到农村去保存力量、积蓄力量，但党内浓厚的机会主义情绪并未消失，一旦形势有变，如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爆发中原大战，或者日本侵略中国发动“九一八事变”，就会认为国民党统治出现危机，就会产生依靠苏联帮忙迅速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左”倾机会主义思想；此外，中国共产党当时还比较年轻，一些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种简单的教条主义理解的态度，不懂得如何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也没有这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自觉性和历史担当。最新版《中国共产党历史》最深刻也是最精彩的就是对王明土地革命时期的“左”倾错误进行了准确的定性，这种情况“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仍然处于幼年时期的一些特点”[1](P517)。所谓幼年时期，就是中国共产党还不成熟，就如小孩走路要摔跤，犯错误是不可避免的，因而也就是我们所理解的探索中的错误，是成长中的代价。
二、坚持辩证的观点，一分为二的分析历史人物的功过
辩证的观点，就是看待历史要“一分为二”，既要看到人物的功劳，也要看到人物的错误，还要比较分析功劳和错误的程度和性质，做到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在分析评价复杂历史人物的活动时，要结合历史人物所处的时代环境的变化，把他们的活动分成不同阶段，具体地历史地评价其功过是非，这样得出的结论才会符合实际和较为科学，也才能避免人物评价公式化、概念化、脸谱化的毛病。
坚持重点论，这就是要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是要运用定性分析对复杂人物一个最基本的是非判断。纵观王明整个一生，我们还是要强调王明的错误是第一位的，王明错误的后果也是很严重的。王明在土地革命时期犯的错误是“左”倾教条主义，他对共产国际“惟命是从”，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共产国际决议神圣化、苏联经验绝对化，不顾中国实际情况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盲目地照抄照搬。他混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把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并列，认为他们才是最危险的敌人，“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本该是自己的同盟者赶到了蒋介石的阵营，造成了革命力量的孤立和统一战线阵营的萎缩。他的这个观点实际上不是他的发明，而是来源于斯大林的“不间断的连续革命”理论和中国革命“三阶段”理论。明明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受到极大摧残，中国革命处于低潮，中国革命应该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他却反复强调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强调城市暴动和根据地“堡垒对堡垒”的正规战的重要性，造成中国共产党力量的大暴露和大损失，用毛泽东的话是“白区损失百分之百，根据地损失百分之九十”。他的这一错误观点也不是他的发明，而是来源于斯大林的“第三时期”理论和巴黎公社、十月革命经验。王明抗战初期犯的错误从“右倾投降主义”更改为右倾错误，这还是根源于斯大林的指示。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苏联最担心日本和德国从东西两面同时进攻苏联，导致苏联穷于应付。出于其国家利益的考虑，他迫不及待的要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妥协，共同合作捆住日本的手脚，使其不能在东线对苏联构成威胁。王明就是听从共产国际的指示回国执行这个新政策的。由于共产国际的这个新政策客观上对中国的抗战有利，也受到了中国人民的欢迎。因此，王明的错误性质也就需要实事求是的考虑。之所以新版《中国共产党历史》把“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改成了“右倾”错误，也是出于多种考虑的。在中华民族危机的严重关头，和国民党搞好关系也是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共产党对国民党必要的妥协是必要的，也是当时国际、国内舆论和严峻的抗战形势所需要的，即使是今天看来也是有一定的意义的。而且王明在这一时期犯过的错误，时间短、范围小，没有影响到党的全局。他本人的政治信念从未动摇，他没有背弃共产党而转向国民党，他不是要投降国民党，他也从未投降过国民党，王明回国后是坚持抗战的。他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和中共中央的精神，与蒋介石国民党谈判，他曾经提出过“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主张，希望能够与国民党开诚布公，统一待遇，统一指挥，达成真正的抗日政治同盟。但他这种理想主义在中国是难以实现的，蒋介石就没有这样的雅量，他还是要时刻防范和警惕共产党的发展。当国民党蒋介石明显表现出限制甚至削弱共产党的企图时，王明还是清醒过来了，也与国民党蒋介石进行了积极的斗争。他拒绝蒋介石“融化”共产党的要求，对国民党“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反共叫嚣进行了坚决的抵制，为维护党的利益与争取抗战胜利还是尽了最大的努力，当然由于他缺乏毛泽东的谋略和能耐，在与国民党的合作和斗争中，容易被国民党牵着鼻子走。关于这一点，笔者的文章《论抗战初期毛泽东与王明的合作和分歧》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解说。[3]因此，把他的错误说成是“阶级投降主义”有点言过其实，也容易引起一些人不必要的联想。特别是在当下，台湾民进党和台独势力猖獗，“去大陆化”、“去中国化”甚嚣尘上之时，正确解读当年的分歧和双方之间的民族大义是有利于第三次国共合作和中国统一的，把王明的错误解读为“阶级投降主义”就有点另类了。当然，说成右倾错误，并不是否定王明的错误，更不是王明没有犯错误。王明在抗战初期的错误主要是对国民党让步过大，具体表现在：政治上，过分强调统一战线中的联合，影响独立自主原则的贯彻；军事上，对党领导的游击战争的作用认识不足，不重视开展敌后根据地的斗争；在组织上，不尊重、不服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王明的右倾错误的确在一定的时间和范围内产生了不良影响[1](P517)。
坚持两点论，就是既要看他的错误的性质，也要看他错误产生的各种原因；既要看到他的错误，也要看到他的成绩，坚持辩证分析。王明一生犯过很多错误，但他毕竟是中国共产党一个特殊历史时期的重要领导人，他在历史的转变关头，也是有功于国家民族的，王明最大的贡献就是提出并切实执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原来的历史教科书往往强调瓦窑堡会议的重要性，认为是这次会议之后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动员大会的讲演《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但问题是瓦窑堡会议张闻天起草的决议《关于目前的形势和任务》更应该是中共中央的集体共识和决策。毛泽东的报告主要是传达瓦窑堡会议的精神指示的。而瓦窑堡会议的精神却是共产国际的信使张浩千辛万苦来到陕北传达的《八一宣言》的精神。实际上，《八一宣言》在1935年10月巴黎的《救国时报》发表后，就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的政治影响，在中国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并最终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周国全、郭德宏、李明山在《王明评传》中搜集过一些说明《八一宣言》在国内外华人圈中的影响的资料。如它推动了一二九运动的爆发。许多学生读到宣言后，“如濒临死亡的人突然获救一般，高兴得夜不成寐”，“觉得政治上有了方向，目标明确，行动更坚决了。”它对民族资产阶级和地方势力派等中间势力也发生了深刻影响，推动了他们与共产党合作抗日。张学良就是受到这个宣言的影响而开始与共产党接触，可以说后来的西安事变也与《八一宣言》有某种程度上的联系。它在客观上推动了国共两党的直接交往，为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开辟了道路。蒋介石也从中看到了政治上解决中共问题的可能性，开始通过各种途径设法“打通共产党关系”。它激发了国外侨胞和流亡国外的爱国人士的爱国热情，使他们更加了解和拥护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极大地改善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形象。它更是直接促成了中共瓦窑堡会议的召开，为党的策略转变奠定了思想基础。[4](P272-273)王明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包括毛泽东本人都是承认的，在1937年11月底王明回国的欢迎仪式上，毛泽东说过要“饮水思源”，《八一宣言》“为民族统一战线打下了基础”[5](P298)，在1938年毛泽东权威已经超越王明之后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也说过“王明在党的历史上有大功，对统一战线的提出有大的努力，工作甚积极，他是主要的负责同志之一”[6](P253)。
三、坚持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正确判断历史人物的阶级属性
在阶级社会，任何历史人物的立场、思想倾向和世界观无不打上鲜明的阶级的烙印。阶级性是历史人物的重要的也是最基本的属性。什么阶级说什么话，什么阶级从事什么活动，这都是阶级地位所决定了的。阶级分析原则要求将历史人物同他们所属的特定阶级联系起来加以评价，看其所属阶级在当时社会关系中处于什么地位，其活动代表了他的阶级的何种倾向。因此，采用阶级分析法对历史人物进行分析能够基本把握人物的历史定位。
在复杂的近现代中国，由于社会的急剧变动和局势的瞬息万变，人物的具体的阶级关系又是复杂多变的，即使是同一历史人物所属的阶级关系在不同历史时期也会有迥异的变化。土地革命时期，国民党共产党对抗，这是你死我活的阶级大搏斗，因此这个时候和国民党妥协就是典型的投降主义，对抗就是正义的，王明在这个时期犯的错误不是投降，这是应该承认的，王明的错误是革命者对形势判断的错误，是对如何革命的策略方面的错误。王明的错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是同一革命阵营的路线分歧，因此运用阶级分析，就能说明王明错误的性质。但在抗战时期，这是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抗日的时期，王明和国民党搞好关系，这是时代的需要，他的错误主要就是对于复杂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如何灵活处理缺乏精准的谋略和能力。因此阶级分析，王明错误性质就不是那么严重。根据阶级分析，怎样全面来评判王明复杂的一生呢？这里我想提出一个新观点，那就是王明最大的错误应该是他的晚年，他晚年恶毒谩骂、攻击毛泽东，谩骂中国共产党其他领袖人物，否定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与苏联修正主义勾结在一起，这是其阶级立场出了问题。至于他解放前，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但他作为共产党人的本性是没有改变的，和毛泽东有认识分歧，有能力差异，但绝对不是反党反共产主义的叛徒和特务，因此他的中央委员的职务一直保留。毛泽东对他的批判也是留有余地的。这就是分析王明必须有的正确阶级定性。
四、全面评价历史人物在历史上的定位和贡献
历史人物的评价是非常复杂的，特别是对历史既有功劳又有过错的历史人物更是充满争议。那么如何判定历史人物的功过这是需要综合考虑的。首先要基于历史人物的客观活动进行客观评价。所谓客观，就是指不以某一利益集团、特定时代或民族利益的狭隘思想与价值观为基准,而是以人类文明的历史整体为基础,根据历史事实进行的能够经受一定检验的历史评判。如果能够在整体上认识文明、文明的历史进程,才能整体性地把握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如果说某个人有功劳，那就是这个人顺应了历史发展潮流，推动了社会生产力发展及人类社会精神文明进步。王明最大的贡献应该是在中华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依照共产国际七大的新精神，在莫斯科起草《八一宣言》，号召全国各个党派、阶层、团体捐弃前嫌，共同抗日，从而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并最终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八一宣言》影响了中国政局的变动，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后来的西安事变也在某种程度上有它的影响。
纵观王明的一生，可以给他一个这样的定位，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特殊时期的重要领导人。他的功劳主要是提出并执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在国共合作上面有一定贡献，在协调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关系上也有一定功劳。他的过错主要就是盲目的相信共产国际，把共产国际和苏联经验神圣化和教条化，在土地革命时期犯过“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抗战初期犯过右倾错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犯过诋毁国家领导人和歪曲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错误。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 1921-1949 )[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郭国祥.论抗战初期毛泽东与王明的合作和分歧[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2008（1）.
[4]周国全，郭德宏，李明三.王明评传[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9.
[5]李德.中国纪事[M].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
[6]施昌旺.王稼祥传[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3.
地址：武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郭国祥，18971491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