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天瑜：谁打响“辛亥首义第一枪”？
关于辛亥武昌首义第一枪由谁打响，长期以来的流行说是：其人为湖北新军工程第八营革命党代表熊秉坤。此说有孙中山《建国方略》的相关论述为“权威根据”，并得到辛亥元老居正的《辛亥札记》及熊秉坤本人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多篇回忆录佐证，因而各种辛亥革命史论著均依此说，一幅著名的照片：熊秉坤与溥仪合影，说明词赫然写着：“打响推翻清朝第一枪的熊秉坤与末代皇帝溥仪”。然而，对于打响首义第一枪的究竟是谁这一问题，持不同意见的也大有人在。时至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之际，此一公案应当获得确切了断，其途径只能求索原始文本。
（一）原始记述
对“熊秉坤打响首义第一枪”之说发出异议的，不仅有多位辛亥首义参加者，更来自熊秉坤本人早年的纪实文字。
我国有良好的治史传统：于当朝建实录馆，搜集整理原始材料，为后世修正史备用。辛亥武昌起义之后，湖北军政府成立伊始，即遵循此一惯例，设湖北革命实录馆（设馆时间在1912—1913年间），着手搜集首义文献，包括征集首义参加者书写的纪实文字。熊秉坤是十分认真地书写并提交此种纪实文字的首义人士之一。
熊氏呈交湖北革命实录馆的共有四篇文字：（1）《前清工兵八营革命实录》[1]（2）《前工兵八营阵亡死难暨五旅部属各员事略》（3）《五旅中级上军官暨前工兵八营革军中执事之在下级各员事略》（4）《前工兵八营革军各执事暨各会员事略》。[2]
其中，《前清工兵八营革命实录》对1911年10月10日起义前后的情节有详尽记述，关于当日傍晚发生在工兵第八营营房的一系列细节尤其有高密度的描写。该文追述八月十八日（公历10月9日）发生的汉口、武昌两革命机关被清方破坏，彭、刘、杨被获、牺牲等变故，更详记八月十九日（公历10月10日）工八营方面的细节：该日傍晚，营中革命士兵焦急等候城外炮队发炮，以便起事，然始终未闻炮声信号。而清方军官加紧戒备，对士兵控制甚严，气氛极度紧张。熊文称，“将至日暮”，熊秉坤正在营房楼上一排宿舍向本棚副目陶启元等革命同志布置“待举动”，忽然听得二排宿舍有骚动声响，熊秉坤本人当时的行状为：
急忙至棚内携取枪械，即闻枪声四起，子弹齐飞，二排兵士已暴动矣。[3]
熊文进而记述发生的事变：
缘该三棚内之支队长金兆龙，得坤改定时限信后，方将准备一切，被本排排长陶启胜窥破，带护兵二名从之。金见事败，疾呼曰：“众同志再不动手更待何时！”中一会员程定国（即正瀛）持枪开击，陶带伤逃死于家。于是人声沸腾，枪弹如雨，一、三排亦继起。……营主阮荣发、右队官黄坤荣、司务长张文涛各持手枪向上射击，口称“不用呶噪！”声未几，程定国一枪中右队官及司务长。营主见枪毙两人，正跑走时，忽又一枪毙之。于是全营振动。坤于是下楼吹哨笛集合队伍……[4]
这段文字清楚表明：与清方营官、队官、司务长、排长在二楼发生正面冲突，率先暴动的是二排正目、共进会支队长金兆龙等，其中共进会员程正瀛响应金兆龙“动手”召唤，向排长陶启胜开枪，又向队官黄坤荣、司务长张文涛及营主阮荣发开枪，此即“首义枪声”。
其时，一排正目熊秉坤尚在二楼宿舍内准备携取枪械，当他听到二排宿舍扭打声、枪声大作后，方下楼吹响哨笛，集合队伍。
另外，熊秉坤1913年3月24日编《五旅中级上军官暨前工兵八营革军中执事之在下级各员事略》，内有《九团三营营长前工兵八营革军二正队副队长金兆龙》一篇[5]，详记首义当晚工八营情状，细节略同，也是金兆龙与排长陶启胜扭打，程正瀛应声前来，“以枪击之，而陶窜走，再击之，而头颅破碎。龙复接击之，即毙命。”这里未言开枪，而是用“枪击”一词（可理解为“开枪击毙”），然首先枪击者是程正瀛，继而是金兆龙，并非熊秉坤本人。
《五旅中级上军官暨前工兵八营革军中执事之在下级各员事略》中还有多篇记述八月十九日（10月10日）傍晚事，如《九团三营十二连三排排长翁国福》[6]所载，与《金兆龙》一篇相同。而《十团二营八连一排排长汤启发》所载十九日傍晚事，用语为“程正瀛枪毙” 陶启胜：
本后队六棚正目金兆龙等组织革命，准备齐全，而本营二排排长陶启胜酷用压力以激之。晚八句钟陶被后队五棚兵士程正瀛枪毙。[7]
同一时期，熊秉坤还以“鄂步兵五旅长前工兵八营革军大队长”名义，向上“造送”《前工兵八营革军各执事暨各会员事略》[8]，其中有《前工兵八营革军第二正队五支队长程正瀛（即定国）》一篇，言及八月十九日（10月10日）事：
至十九日午后八时，本排排长陶起胜见瀛及间壁棚内之金君兆龙形迹可疑，急叫拿住。瀛见事已露，即趁此机，将该排排长枪毙。[9]
这里亦用“枪毙”一词，显然指开枪击毙。
综言之，熊秉坤于辛亥首义后一年间，应湖北革命实录馆征集文献的要求，提供了四份书写认真、内容翔实的材料，关于工八营发难过程的记述完全一致：金兆龙与排长扭打，程正瀛开枪击毙陶启胜，此即10月10日傍晚打响的“笫一枪”，继之仍是程正瀛等向队官、司务长、营主开枪。此后，熊秉坤立即下楼吹哨集合。
熊秉坤1918年在上海撰《武昌起义谈》，仍明确肯认程正瀛打响第一枪。该文议及辛亥八月十九（1911年10月10日）夜金兆龙与陶启胜扭打，“同棚程定国应声起，以枪托击陶头部血淋，陶释金逃，程继射一枪中陶腰部，此即首义第一声也。”
另据工程营士兵、共进会员周全胜的回忆文称：
十九日晚，约起义，诸同志多以筹划作耳旁语。晚七点钟，有后队排长陶起胜觉之，将捕金兆龙，陈［程］登［正］瀛恐事败，立枪毙陶起胜。适督队官阮荣发、黄坤荣有心破坏，全胜乃枪毙阮荣发，并与陈［程］登［正］瀛陈［程］登［正］瀛枪毙黄坤荣。[10]
此陈述肯定第一枪由程正瀛打响，熊秉坤并未参与枪击诸军官。
（二）原始记述长期湮没
需要特别交待的是：湖北革命实录馆只维持一年时间，1913年8月，时任民国副总统、湖北军政府都督的黎元洪关闭湖北革命实录馆，令将所搜集的文献上交北京。后因故未行，文献封存于同盟会员、实录馆馆长、湖北随县人谢石钦（1880—1956）家中，包括熊秉坤所撰《前清工兵八营革命实录》、《九团三营营长前工兵八营革军二正队副队长金兆龙》、《前工兵八营革军第二正队五支队长程正瀛（即定国）》在内的文献，长期“藏于深山无人识”。在此后数十年间，实录馆文献得谢石钦等人保存，谢氏于上世纪50年代任武汉市文史馆馆员，家藏实录馆档案资料先交武汉市文史馆，后转湖北省博物馆、湖北省政协文史委员会。笔者1980年撰写辛亥武昌首义史文稿时，曾在湖北省政协文史委员会的资料柜见过实录馆文献若干，但未能读到熊秉坤所撰《前清工兵八营革命实录》等材料。
经包括笔者在内的多方人士呼吁，湖北省政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湖北省博物馆等联合整理，湖北人民出版社于1981～1983年间，以《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上、中、下三卷）名目，出版实录馆文献，人们才有可能阅览这批最具初原性的文字记载。可以推定，熊秉坤本人1913年交出《前清工兵八营革命实录》及《五旅中级上军官暨前工兵八营革军中执事之在下级各员事略》、《前工兵八营阵亡死难暨五旅部属各员事略》、《前工兵八营革军各执事暨各会员事略》等文稿以后，直至1969年去世，不可能再见到这些文本。
（三）“熊一枪”之说渐据主流
中华民国建立后，随着辛亥武昌首义在民国开国史上意义的日益张大，熊秉坤关于工八营起事的表述逐渐发生变化。改变的一个关键点是，熊秉坤1914年7月在日本东京参加孙中山组建的中华革命党，在一次聚会上，孙中山指着熊秉坤向在场者介绍：“这就是武昌首义放第一枪的熊秉坤同志啊！”。1918年10月10日，孙中山为上海《晨报》撰文，称“今日何日，此非我革命同志熊秉坤以一枪起义之日乎！”以后在《孙文学说 建国方略之一》中又有“熊秉坤首先开枪发难”之说。“熊一枪”之称由此鹊起。
熊秉坤是辛亥首义单位工兵第八营的共进会负责人，与武昌首义现场相距万里之遥的孙中山，后来显然是从宏观角度称首义单位代表人物熊秉坤“首先开枪发难”。而以孙中山的权威，“熊一枪”之说从此广为流传。而真正打响首义第一枪的程正瀛又于1916年在党人内争中被贾正魁处死，沉入长江，失去申辩可能。
熊秉坤20世纪20年代、30年代、50年代发表多篇忆及辛亥首义的文字，与1912—1913年间撰写的 《前清工兵八营革命实录》 、《九团三营营长前工兵八营革军二正队副队长金兆龙》 、《前工兵八营革军第二正队五支队长程正瀛（即定国）》，以及1918年撰《武昌起义谈》等文，在谁打响首义第一枪问题上大相径庭，其总的趋势是，打响第一枪的人物，从程正瀛演变为熊秉坤，而且有关由熊秉坤打响“首义第一枪”的情节，由模糊渐趋明朗，细节愈益具体生动。
1957年刊发的熊秉坤30年代旧作《辛亥首义工程营发难概述》，言及1911年10月10日傍晚工兵八营起事的情形如下：
此时已点头道名，熊即顺前、后、左、右四队巡视，以验士气如何，各同志均跃跃欲试，惟一般非同志士兵呈惶恐状，见熊曰：“我辈应如何？”熊令照样武装，听从指挥。熊行至本队笫三棚，闻第二排有吆吼声。熊知有变，即取枪在手，且装且行，遥见第二排排长陶启胜对面跑来，熊开枪对其射击，陶下楼逸去。熊上楼至穿堂间，同行之章盛恺、程凤林两同志为对方击中，金兆龙、程定国、林振邦、饶春堂、陈连魁诸同志均下楼不得。楼梯门为代理营长阮荣发，楼下为右队队官黄坤荣、司务长张文涛诸逆所堵塞，若辈一面放枪，一面大呼……熊等见此情景，即将痰盂、花盆、瓦钵、板凳诸物充作兵器，向下抛去……[11]
以下熊文描述营房内的枪击、混战，最后“熊即鸣警笛集合”，“熊与杨金龙领头，金兆龙等押队后，率队出营”，抵达楚望台军械库[12]。
（四）还原历史本真
熊秉坤的后作《辛亥首义工程营发难概述》（1957年发表），在首义开端及打响第一枪等关键情节上与前作《前清工兵八营革命实录》（1912年）等文中的陈述大异其趣：
1912年撰写的《前清工兵八营革命实录》称起义前夕熊氏在楼上，取枪时，“闻枪声四起”，又记述二排士兵程正瀛枪击二排长陶启胜，其后，熊氏方下楼，吹哨集合。1957年发表的《辛亥首义工程营发难概述》则说熊氏在楼上巡查，见二排排长陶启胜迎面跑来，“熊开枪对其射击，陶下楼逸去”，金兆龙、程正瀛与军官冲突，“下楼不得”，与枪击无关。这一关键细节的改变，使“首义第一枪”的桂冠移植到熊秉坤头上。
熊氏一生多次著文言及“首义第一枪”，前后差异甚大。综考之，以熊氏撰于1912—1913年间撰写的 《前清工兵八营革命实录》 、《九团三营营长前工兵八营革军二正队副队长金兆龙》 、《前工兵八营革军第二正队五支队长程正瀛（即定国）》等文较为可信，因为——
（一）此三文离首义为时不远，记忆确切；
（二）其时当事人（包括程正瀛、金兆龙）多健在，基本情节彼此佐证极易，不容虚构；
（三）著文者熊秉坤1912年时尚未受名位等因素影响，较可能留下自然、真实的回忆文字。
可佐证10月10日傍晚工八营发难实况的材料，还有报人胡石庵撰于1912年农历二月的《湖北革命实见记》。
胡石庵此文曰，八月十九日（即公历10月10日）午后，获悉彭、刘、杨三人“已在督辕前就义”，胡氏十分悲愤，又见街衢张贴的瑞澂六言韵示，“恨不能扯之下”。当晚胡氏疲极入睡，半夜（已为10月11日凌晨）被人推醒，此人朱思武，胡石庵的湖北天门同乡，时为工程第八营正目，同来的廖翔和，也是天门人，曾留学日本。“时二人面容皆形得意，未待予询，即曰：‘武昌得手矣。’”接着，朱思武详述工八营傍晚起事情形：
适有该营后队二排排长陶启胜巡查各处，窥见同志金君（名兆龙）皮盒内有真子弹数排，吼而起，以掌披金额，曰：“尔谋反耶？”金大怒，狂叫曰：“反！反！即反矣！”即以手叉陶颈，推卧床上。众同志闻声哗起，于是有蒋遂杰、王仲烈、程正瀛等各出枪械，一面呼迫全营起事，一面以枪杆击陶脑，陶晕绝，乃整队下楼。下楼时又有排长张文涛抽刀阻止，立被同志刺死。督队官阮荣发持枪喝住，亦即枪杀，营中他官长相率逃去。同志等乃会合全营兵士整队出营，直奔楚望台。[13]
工八营正目朱思武10月11日凌晨对胡石庵陈述的工八营发难经过，提到最先与清方军官扭打并枪击者，是金兆龙、程正瀛等，没有提及熊秉坤，这与熊氏早年的文字记载相一致。
从史源学角度论之，熊秉坤撰于1912—1913年间的《前清工兵八营革命实录》 、《九团三营营长前工兵八营革军二正队副队长金兆龙》 、《前工兵八营革军第二正队五支队长程正瀛（即定国）》等三文真实性昭著，而工八营发难士兵周全胜撰于1912—1913年间的《周全胜革命事略》，以及记述工八营士兵汤启发、翁国福的文字皆与之相互印证。而胡石庵1912年农历二月所撰《湖北革命实见记》记载的工八营发难参与者朱思武的陈述，亦可与之相佐证。故应当肯认，打响首义第一枪的是共进会员、士兵程定国（正瀛）。
回忆录是值得重视的材料，但亦不可轻信、滥用。回忆录往往带有忆事者的主观色彩，须加以考证，以辨析其真伪。梁启超(1873—1929)晚年说：“吾二十年前所著《戊戌政变记》，后之作清史者记戊戌事，谁不认为可贵之史料？然谓所记悉信史，吾已不敢自承。何则？感情作用支配，不免将真迹放大也。”今天考证“光绪遗诏”，很可能并非实有，而是康有为虚拟。袁世凯“出卖”维新党和光绪，其情实也与《戊戌政变记》的陈述有异。
由于种种原因，当事人前后的回忆文字，内容大相径庭，需要通过考证，辨析孰真孰伪。如辛亥武昌首义参加者熊秉坤1912—1913年的回忆文字与30年代、50年代的回忆文字，在谁打响辛亥武昌首义第一枪问题上，差异甚大。这是当事人回忆文字需要认真考证，不可拿来便用的又一例。
熊秉坤是工八营革命党人代表，是发难过程的重要组织者，虽非由其打响第一枪，然对首义贡献甚大，理应认作辛亥武昌起义发难单位代表人物，堪称辛亥首义功臣。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1] （1）见《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上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2] （2）（3）（4）见《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下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3]熊秉坤：《前清工兵八营革命实录》，《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上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9页。
[4] 熊秉坤：《前清工兵八营革命实录》，《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上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9页。
[5] 《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下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9～72页。
[6] 《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下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0～101页。
[7] 《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下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3页。
[8] 《九团三营营长前工兵八营革军二正队副队长金兆龙》，《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下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9～72页。
[9] 《前工兵八营革军第二正队五支队长程正瀛（即定国）》，《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下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14页。
[10] 《周全胜革命事略》，《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中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98页。
[11]熊秉坤：《辛亥首义工程营发难概述》，《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一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版，第35—36页。
[12]熊秉坤：《辛亥首义工程营发难概述》，《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一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版，第35—36页。另说：新军队官（连长）方配有警哨，故正目（班长）熊秉坤不可能吹哨集合。
[13] 胡石庵：《湖北革命实见记》，见《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一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