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国祥 敖四江
[摘要] 八一精神虽然孕育于90年前，但它作为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谱系的重要一员，并没有过时，而是历久弥新，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其历史地位主要表现在：八一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重要组成，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丰富形态中具有独特个性特征的精神形态，是革命精神完整链条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八一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历史发展，它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以及赣鄱地域文化重节义、革故鼎新、埋头实干精神的传承和发展；八一精神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重要节点，它开创了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探索革命斗争的新道路，探索了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中国化的实践路径，并初步回答了“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如何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等基本问题。
[关键词]八一精神；南昌起义；中国共产党；历史评价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共产党执政形象建设的理论、历史和现实逻辑”（课题编号：17BDJ013），教育部人文社科专项“八一精神的传承与弘扬研究”（课题编号：17JD710055）。
[作者简介]郭国祥（1968--），男，湖南双峰人，博士，武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思想史。敖四江（1981--），男，江西樟树人，武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南昌师范学院党委（校长）办公室副主任；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思想史。
“南昌城头的枪声，像划破夜空的一道闪电，使中国人民在黑暗中看到了革命的希望，在逆境中看到了奋起的力量。南昌起义连同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以及其他许多地区的武装起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的开端，开启了中国革命新纪元。” ①在南昌起义这样一个划时代的伟大事件中孕育产生的八一精神成为了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早期重要形态，成为了中国人民军队建设的军魂，成为了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史上一座不朽的丰碑，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一、八一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重要组成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既是一部波澜壮阔的革命史，也是一部革命精神凝练、传承和发展的历史。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宏大的革命实践先后孕育生成了红船精神、八一精神、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抗战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丰富的革命精神形态。这些革命精神既有特定的时代内涵，又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并与中国共产党成长的特定历史事件相关联，共同构筑成涵养、激励、凝聚中国共产党人共同奋斗的精神谱系。
八一南昌起义由于时间短，打的又是国民革命军左派的旗帜，起义不久就失败了，余部后来也到了井冈山，因此长期以来，人们常常忽略了八一精神的独特价值，往往把它作为井冈山精神的缘起来谈论。近年来，随着党史军史研究的深入，八一精神的研究开始引起学术界的重视，特别是2017年建军90周年的纪念活动，将八一精神的研究引向高潮。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大会上高度评价了南昌起义的历史意义，认为“1927年8月1日，南昌城头一声枪响，拉开了我们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幕。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也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 ②。“三个伟大事件”的概括 “高度评价了南昌起义的历史地位，深刻揭示了南昌起义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 ③，也更加凸显了这次起义孕育产生的八一精神在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中的独特价值和历史地位。
其一，从事件上看，八一精神形成于“开启中国革命新纪元”的南昌起义这一重大历史事件。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面对白色恐怖，毫不退缩，毅然抛弃党内的右倾错误路线，独立领导武装起义，拉开了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历史序幕，它是创建人民军队的伟大开端。南昌起义用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以毅然决然的态度、坚毅果敢的行动、武装反抗的形式、英勇抗争的壮举，公开向国民党反动派肆意杀害中国共产党党员和革命人士的行为正式宣战，开启了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斗争的新篇章。南昌起义胜利后，革命军队按照预定计划南撤，虽然在潮汕地区遭受重创，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部分部队转战海陆丰地区，成为创建海陆丰根据地的主力部队，一部分部队在朱德、陈毅的率领下，转战赣粤山区，并于1928年初举行湘南暴动，最终于1928年4月开赴井冈山，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南昌起义诞生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支军队，保留了革命的火种，这支部队后来成为了中国工农红军最基本的骨干力量，为创建和巩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坚实基础、创造了有利条件。南昌起义彪炳史册，意义非凡，由此孕育的八一精神自然弥足珍贵。
其二，从时空场域来看，八一精神与中国共产党从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兴起的历史大转折密切相关。八一精神形成的标志性事件是南昌起义，但它的缘起却可以追溯到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对革命道路的探索特别是1924年大革命的兴起，其直接的缘起也可以从1927大革命失败开始算起，其结果也应该延伸到1928年4月下旬南昌起义余部与湘赣边秋收起义部队在井冈山会师，可以说它贯穿了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兴起的历史转折的关键阶段。而这个阶段对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壮大至关重要，毛泽东“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经验教训”的说法就与此密切相关。因此这个时期形成的八一精神，必然具有其独特的精神气质和个性特征，成为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链条上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对在这段时间里形成的八一精神进行提炼概括，不仅丰富了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史上的精神形态，还能从更细微的角度区分八一精神与之后同样在江西红土地上形成的井冈山精神和苏区精神，使革命精神的研究更精准和更深入。
其三，从内涵上看，八一精神具有鲜明的个性。主要表现在：一是确立了军队听党指挥、跟着党走的建军原则。人民军队是中国共产党缔造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自1927年8月1日创建之日起，就把听党指挥书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军旗永远跟着党旗走。听党指挥成为人民军队建设的灵魂，决定着人民军队建设的政治方向。正如习近平所说：“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发端于南昌起义，奠基于三湾改编，定型于古田会议，是人民军队完全区别于一切旧军队的政治特质和根本优势。” ④二是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崇高的理想信念。革命理想高于天，崇高的理想信念指引着中国共产党人以百折不挠的意志和定力不懈奋斗。在南昌起义之后的整个土地革命斗争时期，不论形势怎样严峻、斗争如何残酷、条件怎么艰苦，中国共产党人都以坚如磐石的信念，始终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始终致力于共产主义的追求，坚定不移地坚守革命必胜的信念，用实际行动证明中国共产党人具有坚不可摧的理想信念。正如习近平所说：“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 ⑤三是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勇于牺牲、一心为民的奉献精神。南昌起义爆发于国内政治局势陡然急转的紧急关头，中国共产党在腥风血雨中高举革命的旗帜，为理想流血、为主义献身，周恩来力排干扰领导起义，贺龙认为“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马列主义才是救国救民的真理”，⑥朱德面对三河坝失利后即将溃散的部队挺身而出、作出准确判断后领导起义部队奋起抗争、终上井冈，等等，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为了民族民运和国家前途的奋斗精神和牺牲精神。
其四，从革命精神的传承来看，八一精神是革命共产党革命精神承前启后的重要一环，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完整链条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八一精神与红船精神直接相关，八一精神继承和弘扬了红船精神的内核，在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实践中生动再现了红船精神的内涵本质；红船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逻辑起点和重要源头，自然成为八一精神的先河，其精神养分促进了八一精神的孕育形成。八一精神直接催生了井冈山精神，朱德、陈毅领导的南昌起义余部把革命红旗扛上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武装力量会师后，直接参加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八一精神是井冈山精神的直接来源；而井冈山精神传承延伸了八一精神的内核，在井冈山斗争中生动体现了八一精神的本真内涵。八一精神与苏区精神的形成都是从大革命失败后的挫折中开始的，八一精神是苏区精神的起点，为苏区精神的孕育形成提供了思想源泉和实践借鉴；苏区精神则延续了八一精神，对八一精神的精神内核进行了新拓展。八一精神与长征精神也有很多契合点，两者孕育形成的起点都是革命斗争传统丰富的赣鄱大地，都是在中国革命受到重大挫折的历史转折关头对中国命运的新探索，都体现了听党指挥、坚定信念、百折不挠、勇于牺牲的精神内核。当然，八一精神与抗战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也有关联，共同铸就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史上的不朽丰碑。
二、八一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历史发展
历史是一脉相承、延续发展的，中华民族精神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地传承着、创新着。八一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人民群众融合马克思主义文化、赣鄱地域文化、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等多样性的文化元素生成的文化形态。八一精神的创造者、培育者、传播者长期成长、生活在中国大地，接受着中华民族精神的滋养和中华传统文化的熏陶，使得八一精神烙印上鲜明的中华民族精神特色和深刻的中华民族文化印记。
其一，八一精神体现并升华了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在各个历史时期、各种历史环境当中，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激励、鞭策着人民群众维护正义，鼓舞和呼唤着人民群众集中智慧与力量不断反抗内部的剥削与压迫、抵御外来的侵略与颠覆，甚至不惜赴汤蹈火、牺牲生命，展现出中华民族的崇高品格、英雄气概和高风亮节。在历史上，每当国难当头，民族遭受凌辱之时，中国人民总是胸怀对祖国前途的深切关注、倾注对人民群众命运的无限关切，挺身而出、视死如归、以身报国，“舍生取义、杀身成仁”。近代以来，在资本—帝国主义的武力逼迫以及腐朽的封建统治下，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是爱国主义唤起无数中华儿女奋起抗争，踏上救亡图存的道路。也是在中国人民不断抗争的奋斗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国共产党人以彻底的爱国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为己任，主动担负起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的历史重任，以实际行动积极主动探索真正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正确革命道路。在大革命失败后，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人扛起了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大旗，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本着一心为民的初心，组织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并在革命的实践中增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认知和应用。在革命实践过程中，南昌起义官兵以百折不挠的意志品质，为探求革命道路、拯救灾难深重的中华儿女，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并融入了共产主义的理想、听党指挥的信念、一心为民的情怀，表现出对祖国前途命运的深切关注、对人民命运的深切关切，熔铸和培育形成一种新的、革命的民族精神。因此，八一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在南昌起义过程中的结晶和沉淀，既具体体现了爱国主义的基本内容，又以崭新的革命内涵和时代特征丰富和发展了爱国主义。
其二，八一精神创造性地传承了中华民族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几千年来，中华民族战胜各种内忧外患顽强前行，表现出强大种族繁衍力和坚忍不拔的精神生命力，这与中国人的刻苦耐劳、艰苦奋斗的品质是分不开的。毛泽东指出：“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 ⑦正是这些优良传统和民族精神的支撑，保证和激励着中华民族屡经曲折磨难、甚至在面临生死存亡之时，一次次衰而复兴、蹶而复振、危而转安，一直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八一精神中听党指挥、追求真理的求实精神折射出革命者顺应时代潮流、紧跟时代前进的进取精神和光辉的道德人格，坚定信念、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承继和融入了中华民族刚健有为、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拼搏精神，勇于牺牲、一心为民的奉献精神浸润了中国人的价值观念、政治信仰、思维方式、道德情操、意志品质等深层次的文化基因，是中华民族精神在革命斗争实践中的锤炼与升华，也是中华民族精神和革命精神创造性地融为一体的产物，维系着中华民族过去、现在、未来的精神血脉。
其三，八一精神传承和发展了赣鄱文化的精髓。赣鄱文化在中华民族文明史上贡献突出、影响深远。它具有三个鲜明的个性特征。一是崇尚“节义”，江西人讲正气，重气节，为了神圣的目标可以舍生取义。历史上被称为“宋之苏武”的南宋洪皓被金国拘十五年也不忘故土，宋末元初的江万里全家拒降而投“止水”，谢枋得一门忠烈而毁家纾难、谥号“文节”；更有“徐孺下陈蕃之榻”之节气、“不为五斗米折腰”之骨气、文天祥则有“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汉青”之正气。二是革故鼎新。江西人勇于开拓创新、善于开宗立派，具有首创意识。自秦汉以来，佛、道、文、哲、画等领域在赣鄱大地全面开花，陶渊明、晏殊、欧阳修、黄庭坚、陆九渊等人都是开宗立派的人物。王安石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改革勇气和革新图强的精神影响众多忠臣义士；理学则发源、定型于江西，中国儒家思想的哲学化、体系化在江西最后完成。三是埋头苦干的实干精神。赣鄱“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古时临江面湖的生存环境带来的是便利的水上交通，这在某种程度上激发赣鄱人容易产生积极向外拓展的意识，骨子里带有山水交融、江湖交汇的特性，在历史上发生的多次大规模北民南迁进入赣鄱成就了赣鄱社会的开放兼容。中原儒家文化的进驻让正统保守扎根赣鄱，而先进技术的传入则带来小农经济的富庶。也正是这样的自然环境和外来文化的综合影响，使得赣鄱文化体现出不事张扬、奋发有为的特性，培育形成赣鄱人埋头苦干的风尚。赣鄱文化的节义精神、革新精神和实干精神在南昌起义孕育形成的八一精神中得到了传承和发展。在革命年代，江西这片红土地上走出的革命家最多，可以说共和国的功勋和将军们绝大多数都在这里得到成长和锻炼；这里参加革命并为革命奉献和牺牲的红军战士最多，为了神圣的革命事业，很多家庭都集体参加革命队伍，很多人甚至都没有留下名字就长眠在这块红色的土地上。他们的革命情操感天动地，是对赣鄱传统文化的弘扬和发展。
三、八一精神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重要节点
八一精神的理论灵魂是马克思主义，不仅源于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和对共产主义的崇高信念，还在于中国共产党人在传播、信仰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能够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八一精神是一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旗帜，是一种具有新型思想道德作风、新型行为方式特点的先进文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征程中，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首先，它开创了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探索革命斗争的新道路。
大革命失败后的革命实践表明，反革命的力量远远超过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有组织的革命力量，革命形势在全国范围内由高潮转入低谷。这种形势下，中国革命何去何从？中国共产党以怎样的方式才能实现建党时的“初心”？如何才能团结中国人民并继续领导中国革命走向前进和胜利？这些严峻的重大问题亟需成立仅六年的中国共产党去面对、去破解。基于对形势的分析判断，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必须独立掌握对军队的领导，走武装斗争的革命道路。
独立领导武装起义，对于当时年轻的中国共产党而言，是创历史的，并没有成功的实践经验可借鉴，可资参考的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中的论述和极小一部分中国共产党人在国民革命军北伐等革命过程中取得的些许经验。北伐斗争中，中国共产党虽然重视了对革命的领导，提出了北伐的斗争目标“打倒列强除军阀”，也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但由于陈独秀等人的右倾错误，中国共产党放弃了对军队的领导，导致在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时，遭受重大的损失。血淋淋的事实，使中国共产党终于明白一个最基本的道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没有人民的军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因此中国共产党终于举起了武装起义的旗帜，直接和国民党对抗，开始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革命。
由于受俄国十月革命所走的城市武装暴动道路的影响，中国共产党一开始还是以夺取城市为目标，八一南昌起义以及后来的广州起义都失败了。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开始也是以攻打长沙为目标，但也失败了，后来才战略转移到井冈山，却创造了中国革命的新天地。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的余部在艰难困苦中最后也走向了井冈山。成功和失败的对比使年轻的中国共产党终于明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在强大的敌人面前，中国共产党这个新生事物还比较弱小，现在还不是与国民党全面决战的时候，从此中国共产党开始转入农村，在农村积蓄力量，开始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道路，全国各地的农村革命根据地也相继成立。因此南昌起义成为大革命失败向土地革命兴起这个历史性转变的标志，也是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探索自己道路的一个关键节点。
其次，探索了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中国化的实践路径。
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中国化的具体实践中，南昌起义有两个突出成果：一是开始确立人民军队听党指挥的建军原则。南昌起义的武装斗争实践始终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的，不论斗争环境多么恶劣、所处境地多么严峻，都始终坚持党对军队的领导。正如毛泽东指出：“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 ⑧习近平指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发端于南昌起义，奠基于三湾改编，定型于古田会议，是人民军队完全区别于一切旧军队的政治特质和根本优势。”⑨在中国特色军事理论的创新和发展过程中，听党指挥的建军原则一以贯之地坚持下来，成为保持人民军队本质与宗旨的根本性保障，也是中国共产党在血与火的革命斗争实践中总结得来的颠扑不破的真理。二是以实践的方式证明武装夺取中心城市的革命道路是行不通的。南昌起义以武装夺取中心城市革命形式所经历的挫折、以及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实践，让毛泽东深刻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要将工作重心向反革命势力薄弱的边远农村转移，到农村发动和武装农民、建立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争取革命胜利。于是，毛泽东在井冈山斗争时期，第一次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并在中央苏区将这一思想进一步发展成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革命道路思想，成功总结、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
再次，对“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如何搞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了初步的探索。
南昌起义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独立承担领导中国革命任务开展斗争的新起点，对“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如何搞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基本问题进行了初步探索。
一方面，初步回答了“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问题。建党初期，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在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没有清醒地认识到须由无产阶级领导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道理，在某种程度上将革命的领导权放弃了，也折射出中国共产党对当时中国社会特点的把握不够、对中国革命复杂性的认知不足、对中国道路发展方向的认识不到位。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并占据相对主导的地位，成为大革命失败的理论根源。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没有搞清楚“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问题。迫于当时所处的形势，南昌起义应运而生。也正是南昌起义的实际行动，中国共产党断然与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告别，扭转了思想认识、形势研判上的错误倾向，产生了第一次国内革命与第二次国内革命的分界线及认识上的分界线。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必须牢牢掌握革命的领导权，必须创造条件独立领导人民进行武装斗争，必须创建听党指挥的军队。应该说，南昌起义之后，中国共产党对“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问题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并在实践过程、认知过程中不断深化。
另一方面，初步回答了“如何搞新民主主义革命”问题。中国共产党对这一问题认识的深化有成功的经验，但更多是失败的教训。前者表现在朱德、陈毅领导南昌起义余部不失时机地组织开展“赣南三整”、扛起湘南起义的旗帜等革命实践，在打游击战、创建革命根据地及加强军队的思想建设等方面做出了初步探索并取得积极成效，在推动革命发展的方向上看，与毛泽东在相近时间里开展的井冈山探索是一致的，并且最终辗转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井冈山，为探索井冈山时期的革命道路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开启了中国革命斗争历史的新篇章。后者表现在领导或参加南昌起义同志对失败教训的总结。周恩来认为没有就地开展土地革命、远走汕头寻求苏联军火接济是南昌起义的主要错误；朱德认为当时只是看到了开展武装斗争的必要性，但没有认识到必须将武装斗争同农民革命斗争相结合，也没有在农村打游击、闹革命；贺龙认为南昌起义仅仅是我们党认识武装斗争的开始，而对中国武装斗争的实质是农民斗争等中国革命基本问题还不是很了解、或者了解很肤浅；陈毅认为南昌起义对人民要进行武装斗争的问题作出了回答，但怎样进行武装斗争的问题却没有解决。事实上，这些正确而深刻的认识，并非在南昌起义遭受重创或起义结束后立即得出的，而是经过了一个较长的总结、回顾、认识的过程，表明认识中国革命规律是很不容易的。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和历史教训进行了系统的总结。经过正反两个方面的比较及在理论层面和哲学思想方法层面挖根溯源，毛泽东在系列著作中才将“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如何搞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问题阐述清楚了，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并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指导。
注释：
①②④⑨习近平.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7-08-02.
③鹿心社.把中华民族复兴伟业不断推向前进——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同志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N].人民日报,2017-08-21.
⑤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15.
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传（第2版）[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156.
⑦⑧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23,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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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国祥(1968--)，男，湖南双峰人，博士，武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近现代史系主任，精品课程教学名师，担任过国家博士后基金评委、教育部社科基金评委、教育部学位论文评审专家、吴玉章奖评审专家、国家公务员考试命题专家和面试专家评委，还曾被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武汉理工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探索、学术论坛等杂志聘请为论文外审专家。公开发表论文90多篇，其中CSSCI期刊40多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人大复印资料”系列转载10余篇次，出版专著《当代中国先进文化建设规律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学有效性研究》、《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研究》等多种。参与马工程重大课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马克思主义大辞典”的撰写，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一项、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三项、省级重大课题及一般课题多项，获得过教育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年度影响力人物、湖北省马克思主义中青年理论家、湖北省最美思政课教师、湖北省思想政治教育先进工作者、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湖北省高等学校教学成果奖、湖北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湖北省优秀硕士论文指导奖等荣誉称号。
主要研究方向：中共党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近现代史、思想政治教育。比较擅长的领域：中国共产党思想史，中国近现代人物研究，意识形态研究，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