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史人物评价的几个基本原则
郭国祥 邬俊美
（武汉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0）
摘要:历史人物的评价历来是众说纷纭、褒贬不一，近现代史上那些复杂历史人物的评价更是成为人们纷争不息的永恒话题。文章认为爱国主义是评价近现代历史人物的基本原则，但爱国主义必须严格界定它的内涵，注重效果评价；推动人类社会进步是评价历史人物的根本原则，但推动社会进步不是抽象的，必须体现在推动生产力发展、满足最广大人民利益、推动社会精神文明发展等方面；实事求是、全面分析历史人物功过是评价人物的又一重要原则；此外，历史人物评价必须把历史人物还原到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去，把当代需要和历史环境结合起来，这样才能给历史人物以正确的历史定位。
关键词：中国近现代史；人物评价；爱国主义；实事求是
作者简介：郭国祥（1968--），男，湖南双峰人，博士，武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思想史。邬俊美，女，上海川沙人，武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郑州轻工业学院教师。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共产党执政形象建设的理论、历史和现实逻辑” （课题编号：17BDJ013）资助。
近现代中国风云变幻、波谲云诡，涌现了很多的英雄豪杰和枭雄乱贼，如何评价这些复杂的历史人物成为了人们纷争不息的永恒话题。文章认为爱国主义是评价历史人物的基本原则，但爱国主义必须严格界定它的内涵，注重效果评价；推动人类社会进步是评价历史人物的根本原则，但推动社会进步不是抽象的，必须体现在推动生产力发展、满足最广大人民利益、推动社会精神文明发展等方面；实事求是、全面分析历史人物功过是评价人物的又一重要原则；此外，历史人物评价必须把历史人物还原到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去，把当代需要和历史环境结合起来，这样才能给历史人物以正确的历史定位。
一爱国主义是评价历史人物的基本原则
人是群居性的动物，生活在社会和集体之中，维护集体利益是群体生存的最高准则。国家和民族利益是迄今为止集体利益中级别最高也是最为大众所肯定和接受的最高利益，因此历史人物是否爱国，是否维护了国家民族利益作为评价历史人物的一个基本原则是无可厚非的。
但爱国主义的内涵是非常复杂的，对它的理解也是千差万别的。在爱国主义的理解中，争论最大的问题是如何看待国家、执政党及执政党领导的政府之间的关系。有的人把国家、政党和政府等同，爱国也爱政府；有的人则严格区分国家、政党和政府之间的区别，认为国家是民众契约的产物，主权在君和在专制政党掌控中的政府是不能够代表国家的，甚至以推翻专制政党及其政府为己任。在当今时代，我们认为爱国和爱共产党、爱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是一致的；我们同时也肯定孙中山推翻清政府、共产党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就是爱国的表现。[1](P9)闻一多咒骂黑暗的旧中国，把它比喻是“绝望的死水”，甚至希望这绝望的死水发霉发臭，彻底腐朽，然后再改造，我们肯定这是一种非常深沉的爱国主义情感。很多人不理解这种评价的差异性，其实很简单，要看这个政府是否代表人民的利益，是否推动社会进步并受人民的拥护。凡是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卖国的政府就是反动政府，反对这样的政府并与之作坚决的的斗争就是爱国主义；凡是促进社会发展、保护人民利益的政府就是人民的政府，支持政府并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这样的政府就是爱国主义。
对爱国主义的理解，一定要严格区分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以及极端民族主义的差异。爱国主义是讲是非、讲公理的爱国主义，是讲国际主义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是以自我为中心，不讲是非，不讲公理，也不讲国际道义和责任的狭隘爱国主义。而极端民族主义则是完全没有是非、正义、公理，对待自己民族、自己国家的历史、文化、信仰、价值观等抱有一种盲目自大的情感，拒绝接受任何外来文明和价值观，甚至狂热地向世界推广自己文明和价值观。这种极端民族主义又容易和军国主义、纳粹主义、恐怖主义、原教旨主义等相互融合，构成对世界和平和秩序的威胁。
把爱国主义作为评价历史人物的基本原则，其好处是能够给近现代历史上那些敢于抵抗外国侵略、维护民族利益的爱国将领、民族英雄和仁人志士一个最基本的历史定位，易于培养人们最基本的爱国主义情感，形成朴素的是非观念和道德情操，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1](P9)但这种简单的划分对于复杂人物的历史分析往往会流于概念化、脸谱化、公式化，无法真正揭示人物的多重面相和人物活动的复杂社会因由。北京大学著名历史学家杨奎松就在多个场合指出：爱国主义的评价太抽象，容易因人而异，为尊者讳；标准也难以规范，某些人主观上爱国，客观上可能卖国；从短期看是爱国，从长期看可能是卖国；从局部看是爱国，从全局着眼却可能是祸国。国家和民族的内涵和外延也是经常变化的，国家的内容也是多种多样的，保护了国家的尊严，却耗费了国家的财富；保护了国家的领土，却造成了无数平民的屠戮和伤亡；保护了一部分上层阶层的利益，却使大量底层民众饱受苦难。[2]
因此，爱国主义的评价，必须坚持效果评价。面对外来侵略和战争威胁，长期以来我们总是把坚决主张抵抗的“主战派”说成是爱国，对那些希望妥协、通过外交斡旋和适当赔款的“主和派”说成是卖国。但其实战争与和平远不是我们理解得那么轻松，如果国家没有势力，没有准备好，鲁莽的匆促的发动战争只会给国家民族带来更大的灾难；相反理性的认识现实，卧薪尝胆、发奋图强未必就是卖国。而且口头上主战，博取好名声，但没有任何的退敌策略，更会使国家被动。洋务运动时期，面对法国、日本的侵略，清流派慷慨激昂，是主战派；但一旦到了战场，因为不熟悉战争，轻敌，要么变成了主和派，要么就是丧师失地。历史上，慈禧太后是有名的妥协派，但这人为了个人权力，也轻率的发出上谕，向整个西方阵营包括英法德美俄等十一国宣战，你能说是爱国吗？效果评价就是要坚持主观动机和客观效果相结合，短期效益和长期效益相结合，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相结合。五四运动是近代中国爱国主义的典范，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五四运动基本上达到了运动预期的目标，短期目标释放被捕学生、罢免卖国贼、拒绝和约签字实现了，中期目标恢复山东主权、废除部分不平等条约实现了，长远目标促进中国人民的觉醒、促进先进理论的传播和先进政党的诞生的目标也实现了。
二推动社会进步是评价历史人物的根本原则
长期以来，我们评价历史人物往往强调阶级分析，以阶级出身、阶级立场作为判断人物的根本原则，即使是爱国主义原则也是从属于阶级原则的。统治阶级成员，即使他有功于国家民族，但如果他镇压了农民起义，就成了十恶不赦的刽子手，就是反派人物；被统治阶级，特别是农民起义领袖，则往往无限拔高，即使他有邪教性质也是避而不谈，十足的“高大全”形象。这个原则随着历史的发展，越来越显示出历史的局限性。因为封建社会，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都是中国小农经济的代表，都不代表先进的生产力，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而且地主阶级因为其知识和视野的开阔，有时更能够提出符合社会发展方向的改革方案，更能促进中国社会的进步，单纯的阶级分析就显得有点落伍和另类了。那么到底应该坚持什么原则呢？我想还是从唯物史观来分析，以是否促进社会进步作为评价历史人物的根本标准更可靠。当然社会进步也是个抽象的概念，它需要一些更为具体的表现，那就是历史人物的活动是否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满足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对社会精神文明是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几个方面。
（一）是否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构成社会的生产方式；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性因素，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最基本的原理，也是我们评价历史人物的最根本原则。一部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历史。在生产力的推动下，人类社会实现了从低级形态到高级形态的发展，人类思想实现了从蒙昧到开化的进步。近代史上，洋务运动、维新变法、清末新政在富国强兵，在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上是有它的历史贡献的，因此应该对那些在历次运动中致力于中国富强的领军人物给予正面的历史评价。
以促进生产力发展作为评价人物的根本原则是否就是“告别革命”、赞成改良呢？是否就是要否定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完全不是这回事。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中国共产党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历史。[3]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和改革都是解放生产力的手段和路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打碎了旧的国家机器，推翻了国际帝国主义、国内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建设了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的新中国，为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最广阔的发展空间。中国共产党的改革，更是对阻碍、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各种障碍的一次彻底的变革，为中国经济的腾飞创造了最广阔的空间和条件。而且中国共产党不仅仅注重解放生产力，而且更注重发展生产力。就是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也努力经营工商业，促进农业生产，进行红红火火的根据地建设，延安的大生产运动就是中国共产党发展生产力的典范。
（二）是否满足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生产和活动的主体，历史人物有功与否完全取决于他是否顺应了历史的发展潮流，功绩的大小则取决于历史人物多大程度上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推动历史发展，靠的是群众的力量而非个人，不论是多杰出的历史人物，他的主观意志要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他的才能需要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才能得以发挥。背离广大人民群众愿望的一切倒行逆施，无论怎么疯狂，终将归于失败；离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任何政治强人不管他在历史的舞台上如何纵横捭阖，也终将沉寂，最终扫进历史的垃圾堆。毛泽东之所以能经历历史的洗礼而评价愈加辉煌，就在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解放最广大人民的革命，受到了中国最广大下层民众的拥护。尽管现在很多人为地主鸣冤叫屈，否定共产党领导的的土地革命。但他们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历史事实，那就是把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颠覆了中国几千年来的剥削制度，让中国最底层的广大农民翻身当了主人，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提高，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这是符合广大人民利益的壮举，因此共产党也获得了最大多数人民的拥护，进而取得了胜利。这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重要原因，也是毛泽东在民间被神话和崇拜的深层次原因。
（三）对社会精神文明进步是否产生积极影响
社会进步不仅仅是物质文明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而且也是社会精神文明、社会风尚、民族精神的发展和跃升。社会的发展从来不是单兵突进，而是立体发展，协同发展。社会不是纯粹物质构成的单一体，它还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艺术等层面，社会的进步归根到底是人的进步，是人的本质的真正实现。因此从人的发展，从人的思想观念的发展来看待社会进步是更有意义的视角。历史人物的思想观念能够影响当时的社会风貌，同物质文明一样，可以给人民群众的生活带来正面或负面的作用，其中一些积极的思想观念仍在影响现在的社会生活，成为中华历史中绚丽的精神财富。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战胜困难，形成了很多新的革命精神，如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抗战精神，这些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中国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他们对中华民族精神文明的发展产生了很多积极的影响。毛泽东的精神气质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新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和对外交往方式，也成为了中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这也是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所不能忽视的。
三实事求是、全面分析历史人物的功过是又一重要原则
实事求是，就是从实际存在着的事实出发，尊重历史客观实际，不带个人情感偏见，不对尚未查明的事情妄加判断，而是根据相关史料和科学技术得出真实的结论。历史是客观事实的积累，历史人物的功过也要从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和历史事件中分析，过于拔高个人形象或贬低历史人物都是不可取的。如袁世凯，人们常常把他比作为窃国大盗，认为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是他强抢过去的，实际上在晚清和民国初期，袁世凯是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少见的政治强人和能人，也是唯一一个能够被西方世界、清政府、北洋军阀、革命党人和地方士绅接受的政治人物，事实上也只有他有威望和能力统一中国，孙中山是在权衡各方面因素之后主动辞让大总统的，袁世凯也是在反复考虑各方面因素之后赞成共和、胁迫清政府下台的，这是历史合力的结果，是历史的选择。
要做到实事求是，就必须打破过去的“为尊者讳”，给领袖人物以正确的分析和评价。对于毛泽东，尽管现在的评价比原来客观公允多了，把他从神还原成了人，晚年的错误可以讲了。但是，对他民主革命时期的缺点和错误，还是存在着很多禁忌，还是一贯正确作为主调，似乎毛泽东只是晚年犯了错误。事实上，毛泽东本人都多次承认自己不是在每件事情上都一贯正确的，自己也是在实践中不断认识错误和改正错误的。1945年4月20日，在六届七中全会上他就说过：“决议把许多好事挂在我的账上，我不反对，但这并不否认我有缺点错误，只是因为考虑到党的利益才没有写在上面，这是大家要认识清楚的，首先是我。”[4]对于周恩来，好像他就是党内的完人和圣人了，一点缺点也不能讲。长征前夕的“三人团”，就只说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错误，完全回避了周恩来在其中的关键作用。在“文化大革命”中，就只说周恩来抵制了林彪、“四人帮”，在危急的时刻保护了许多老干部。很难想象，文革这样一场惊天动地的运动，没有周恩来的支持，毛泽东的许多设想能够坚持下去。有人出于个人感情，或出于好意，说周恩来这样做都是违心的。事实上，这更贬低了周恩来。一个伟大的领袖，怎么能在一个长时期中违心地说错话、做错事呢？[1](P11)
同样的，在评价历史上有污点的人物，也不要一棒子打死，全盘抹杀他的贡献。有的在否定曾经党的重要领导人王明时，就把他说得一无是处，这也解释不了王明在1937年12月回国到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这段时间内在党内的影响力，须知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领导集体绝不是一个随便盲从的集体，王明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些提法在当时还是比较正确的，还是深得党内多数人的拥护。王明之所以败给毛泽东，并不简单是王明理论的错误，更多的是因为他是一个书生，所谓的“教条主义者”，缺乏足够的谋略和贯彻执行能力的胆略和魄力，由于毛泽东能力的全面性和比王明的更高明，王明在党内的影响力就逐步降低了。[5]
历史人物往往是复杂的，从横向上看，历史人物的形象有多样性，既有正面也有反面；从纵向上看，历史人物在一生中经历种种，个人思想是在不断变化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选择。所以评价历史人物的时候不能简单的给历史人物贴上标签，最好是多方面、分阶段的去评价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还是说袁世凯吧，逼迫清帝退位，这不是他的错误，而应该是他的功劳。袁世凯后来之所以成了历史的反派人物，其实不是他的所谓“窃国大盗”，而是因为他镇压革命党人，“复辟帝制”。孙中山退位后，无意于政治，也当面和袁世凯交过心，希望他做中国的华盛顿、拿破仑，建立不朽的功勋。奈何他错误估计形势，暗杀宋教仁，解散国民党，镇压“二次革命”，出卖国家利益，签订卖国的“二十一条”，最后利令智昏，竟然复辟帝制。违背历史潮流，把好不容易建立的公天下变成家天下，自然就成为了千夫所指。
为历史人物翻案更应该实事求是。有一段时间，中国共产党曾经的总书记——遵义会议推举出来的张闻天被历史遮蔽了，这是很不应该的，但随着思想解放和实事求是的历史探索，很多人又把他抬高了，把张闻天评价得非常完美，非常了不起，似乎比毛泽东、刘少奇等领导人还高明，这也是很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如果事实真是如此，张闻天就不会败给毛泽东，就不会在后来的历史中毫无作为。
四把历史人物还原到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去，把时代需要和历史环境结合起来，这也是历史人物评价的重要原则
任何历史人物的活动都要受到特定历史时空的限制。首先，历史人物会受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限制；其次，历史人物会受到他的生活视野、知识水平、阶级立场和世界观等的限制；还有，历史人物会受到人类认识能力的限制，会受到整个时代社会风尚和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因此，历史人物的活动不可避免的带有时代的局限性。正如马克思所说：“人民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6]站在今天的角度，站在事后诸葛亮的角度去指责历史人物的失误，去评判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这是简单的，但也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它无益于我们对历史经验教训的吸取。因此，我们评价历史人物要将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和当时的历史环境联系起来，从特定的语境中去理解人物的思想活动和行为动机。如评价毛泽东的抗美援朝，我们要肯定他打出了大国的尊严，奠定了中国独立自主发展的国际环境，保证了中国几十年的和平发展，这是最主要的也是最基本的评价。至于当年美国是否有意跨越鸭绿江侵略中国，这是当时中国所有决策者都无法预知的事情，因此不能用后来美国的解秘档案来说明在决定国家安危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决策的失误。
历史人物的活动受时代环境的影响，评价历史人物同样受到环境的影响。不同时代，人民的需求不同，评判事物的标准不同，因而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也就不同。因此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一定要结合时代需要综合考虑。过去，我们对蒋介石评价很低，这是为了维护中国共产党权威和革命事业神圣性的需要。但在近几年，随着民进党在台湾“去大陆化”、“去中国化”步伐的加快，蒋介石在台湾也到了人人喊打的地步，国民党成了外来政权，蒋介石成了刽子手和侵略者，在这样一种浓厚的台独氛围中，如果我们还是坚持原来的判断，那么台湾和大陆的联系就会更加薄弱。对蒋介石正面一点的评价成为了中国统一的现实需要，因此大陆学界对蒋介石的评价也越来越开放和正面。浙江大学的蒋介石研究中心近年来更是成果迭出。这就是一种历史的需要。还有就是对华国锋的评价，近些年来也是越来越正面和肯定，这反映了人民对历史认识的不断深入，也与中国社会发展和政治环境越来越宽松有关。随着邓小平、华国锋等政治老人的逝世，随着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的发展，随着时间的流逝，很多当年比较敏感的人和事都变得不再敏感，很多当年扑簌迷离的历史真相也原来越为公众所熟知。在这样的背景下，韩钢对华国锋的功过是非进行了新的评价，认为传统的“一功四过”（“一功”就是粉碎“四人帮”；“四过”就是推行“两个凡是”，阻挠冤假错案的平反，制造和接受对他本人的个人崇拜，经济工作中的洋冒进）过于简单和绝对。“一功”写得太轻飘飘，淡化了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过程中的主导性、关键性作用，可以说没有华国锋的胆识和大无畏精神，恐怕中国的历史就要重写。“四过”也不全是事实，“两个凡是”也只是政治需要，是急剧变化形势下的权宜之计，华国锋敢于粉碎四人帮，恰恰说明他并不执行和代表“两个凡是”；他并没有阻挠老干部的复出，粉碎四人帮之后，华国锋就为邓小平的复出创造机会和条件，为避免社会动荡和民众的误解，华国锋是要做到水到渠成，以其一把手的地位，真要阻挠，就不会有大量冤假错案的平反高潮；华国锋是中共党内不多见的作风民主的领导人，也是党内比较弱势的领导人，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很多还健在的情况下，制造个人崇拜无从谈起，相反他还能真诚接受党内的批评；洋冒进也是事出有因，其效果总的说来也是好的。这样的人物评价很新颖，很有说服力，因此也被学界和当局认可并成为共识。[7]
参考文献：
[1]郭国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学有效性研究[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
[2]杨奎松.何为民族主义，我们应该怎样爱国[N].南方周末，2011-03-01.
[3]丁俊萍.中国共产党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思想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15.
[4]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284.
[5]郭国祥.论抗战初期毛泽东与王明的合作和分歧[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2008，（1）:109.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85.
[7]韩钢.关于华国锋的若干史实（续）[J].炎黄春秋，2011，（3）：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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